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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阅读盘点:在现实与可能之间

2018,依旧是不平静的一年,富有隐喻性的一年。种种社会事件震惊着人们的心,种种人性真相撞击着当下现实,困惑与迷惘纠缠在一起,使得生活本身越发含混不清。但好在,依旧有那么多人带着反思去读书,在书桌上读,在地铁里读,在忙碌中读,在困境中读。因为阅读,我们走向更好的可能。

今年也是新京报创刊15周年的日子。15年来,书评周刊一直坚持独立思想、公共立场,每周封面专题在保持专业品格的同时,也努力加入对现实的考量。我们所希望的,无非是试图在这个文字式微的年代里,用阅读弥合裂缝,用阅读理解彼此。今天,我们将2018年《新京报·书评周刊》近50期封面专题一并呈上,与大家一起,在回望中积攒前行的力量。

莱维常被视作二十世纪的但丁,和中世纪的但丁描绘地狱一样,他以冷静清晰的笔触,向读者还原了纳粹犯下的罪行、他们建造的人间地狱。当他最终从公寓的楼梯井跌落,他以此否认了世人称道的英勇。而他不过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并不高出美德之上: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把良心与美德的反面写下来。

人类美化记忆的技巧是如此高超。奥斯威辛之后,受难者或死亡或缄默,迫害者则试图抹灭记忆,所有人都默默选择忘记以便重新开始,而莱维却意图与记忆纠缠到底,记录无人愿意直视的黑暗谷底,与逃避、推诿、狡辩、沉默、遗忘做困兽之斗,以此抵抗和平年代的淡忘与漠然。

2018年是梁漱溟辞世30周年,今年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收录了他与师友、家人之间的761封信函。书信的隐私性更能透露著者的心迹,在这些书信里,我们得以窥见梁漱溟丰富的治学思想、人生哲学,以及对社会的反思。

2018年1月11日是蔡元培诞辰150周年。只有他被北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因他倡导了一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风气,这两句话已成为吾国大学精神的代名词。我们怀念蔡元培,也是在忧思今日大学的未来。

从小便池的《泉》到多了两撇胡子的蒙娜丽莎《L.H.O.O.Q》,杜尚似乎一直在扮演着一个颠覆者的角色,不仅在艺术内部挑战绘画的固有权威,更直指艺术和美本身,不断突破并拓宽人们对艺术认知的边界。

在杜尚看来,如果艺术意味着不自由,意味着持守旧的边界,圈定新的权威,那么一定需要有人出来打碎这种艺术的幻觉。他拿现成品,拿蒙娜丽莎的胡子,拿反审美的机器,来冲破这层迷障和捆绑。在他心里,真正值得追寻的只有自由,完全的自由。

自叶芝在20世纪末发起“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这个国家的文学不但从英美文学中找到了独立性,而且大师辈出,但这片保守主义浓重的土地对他们并不友好,爱尔兰作家们拥有着迥异的命运。

狗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十一,忠诚是它在中国文化里的主要意涵。从1898年至2006年的10个狗年,也多和忠诚有关。但这些狗年事件里的忠与不忠,已远远不是个人间的效忠问题,而关涉中国命运。不夸张地说,这几个狗年,预示了120年的历史走势。

在近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名单中,总会出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名字,但托卡尔丘克有一个劣势:在这批名字中,她太“年轻”了。第三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出版,让不温不火的托卡尔丘克一跃成为波兰文坛代表人物。从这本小说开始,我们看到典型的“托卡尔丘克风格”——零散的小人物、现实背后的无穷幻想、无链条的结构形式。

但新作《雅各书》出版遭到了抨击,托卡尔丘克在简单而坚定地回应了自己的立场后,继续回到写作中去。也许对她来说,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无法用现实主义解决,她须借助幻想、梦境、碎片去抵达一个更加敞开的世界。在文学的幽林中,托卡尔丘克不是一棵笔直的、参照真理与人性的巨树,她更像是一朵孤寂的蘑菇,汲取人类无意识的地下养分,在朦胧的暗处朝上生长。

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我们精心筹备了“女性与历史”的专题,借此采访了几位专注不同历史时期妇女史、性别史的女性学者,在当下社会女性、女权的讨论纷繁复杂之际,希望能够透过学者之眼,厘清中国女性在历史长河之中的生存、选择和命运。

对于法国小说家蕾拉·斯利玛尼来说,“女性书写者”已经成为她的标签。但仅仅定义为“女性书写者”又过于狭义,她的作品从来没有给出过任何答案,而是用现实而冷峻的故事拆解女性灵魂的矛盾。

如今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作家能引起读者如此广泛的关注,一切围绕着村上春树的东西,都变成了无法避免的焦点。今年,通过新书《刺杀骑士团长》,争论之剑又一次指向了村上春树。

郑天挺留下的1938年至1946年日记今年出版,为我们了解西南联大提供了更多细节。《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的联大,不再是想象中的神殿,而是可感可触的实体。

见证、写作、叙述——这三者凝聚成了格罗斯曼的写作灵魂。在所有以色列作家中,没有第二个人像格罗斯曼那样渴望叙述,渴望读者。格罗斯曼笔下的人物遍布“泪痕”。他们仿佛时代的畸零者,用自身的破碎印证着历史的伤痕。

有时我们能感觉到,爱和泪是特属于格罗斯曼的温柔,他希望用爱去保护一些愿景,用眼泪去见证真实的东西。但在现实中,后者总是更加凝重,令人窒息。“作家的职责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丘克独立这是格罗斯曼写作的信念,“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萨加尔为此我们准备了一份特刊。这个“世界读书日”,我们不做概念营销,而是走近真正懂书爱书的人。我们希望做的,无非是从漫天繁星中,找寻到闪光的那几颗。

近几年,博物类图书的出版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我们关注那些进行“在地”博物书写的作者,他们安于一方乡土,耐心于细致的自然观察和第一手资料的记录,并从其中感知到自然的丰富和自我的充实。跟随他们的脚步和文字,或许能抵达另一种城市生活的可能。

彼得·沃森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他在西方知识界被称为思想史学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21世纪初先后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史著作:《20世纪思想史》和《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四十年间著书近二十部,今年已经75岁的彼得·沃森,写作输出仍然维持较高的强度。沃森是一个愿意全情投入、花大力气做事的人,无论什么题材的书写,他都希望竭尽所能掌握细节,做到尽可能全面完整的呈现,所以做他的读者并不简单。但思考和阅读本来就不是件简单的差事。

孙冶方追求经济理性的努力、智识和勇气,都是值得被尊重的遗产,留给经济学同行,也留给其他怀揣理想的思考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亦是孙冶方诞辰110周年,我们由此出发去回述和理解他,他的荣光,还有他的困境。

恐怖是如何一步步“侵入”我们体内的?回溯历史,恐怖辐射出了大量文学衍生作品。我们重新走进恐怖文化的不同阶段,揭开这个让我们又爱又怕的神秘世界的面纱。

今年,大批聚焦老龄化的书籍出版。我们梳理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本,采访了《当世界又老又穷》的作者泰德·菲什曼,以及中国当下关注这一问题的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参与公共政策分析的学者。衰老不可抵挡,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力气去应对?

松筠庵、仁寿殿、菜市口和东交民巷,乍看起来这些地点似乎毫无联系,但在120年前,它们却被一起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一事件上演的重要舞台——戊戌变法。

但如今,因为被赋予的意义太过丰富和伟大,它也被披上了神话的外衣。许多历史细节被遮蔽、扭曲和变形,让它离线年的那个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回到历史现场,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今年,历史学家范岱克的《广州贸易》、政治学家萧公权的《中国乡村》、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出(重)版,他们的著书主题由南向北铺陈,通过历史细节呈现被“现代文明”冲击前夕,清廷所面临的“失控”危机的挑战。

1998年,当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大多数读者还对他十分陌生。但在今天,他的小说被不断译介,S码书坊6月首次出版了萨拉马戈的小说集,通过《石筏》《洞穴》等作品,萨拉马戈身上的迷雾,应该被更清晰地揭开。

我们每个人都曾当过孩子,小时候大人往往会说:“不要做‘坏孩子’”,“再这样就不是好孩子了”。可究竟什么是“坏孩子”?“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完全意义上的“好孩子”真的存在吗?在许多经典童书中,都有“坏孩子”的形象和他们的种种“恶行”,但为什么他们却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年中的时候,我们从成千上万本好书中遴选出60本好书以飨读者。我们不愿单纯将这次筛选作为一次媒体推荐,为每本书撰写夸赞之词然后推向市场,我们更希望以此为契机,重新讲述我们对于好书的理解——不在于故事的好读,不在于表达的通俗,更不在于有多少人正在购买和谈论它,而在于这本书将读者的理解力扩展到何种程度。

约瑟夫·罗特,一个生于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受过良好的德语教育,还是优等生,平坦前途本应可期,却因1914年的那场著名刺杀事件改变了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巨大,共约6500万人参战,罗特便是其中之一。战争结束后,身居柏林的罗特第一时间选择了离开,开始流亡生涯。

流亡中,罗特逐步建构起自己的“哈布斯堡神话”,核心之作《拉德茨基进行曲》带着缅怀之情展现了帝国衰落的过程。这被当时很多人诟病。但罗特所希冀的,不过是寻求一个多民族可以共存、有着明晰善恶标准的生存之地,即便如今,这也是世界仍需面对的问题。罗特去世后,其作品在德国遭遇了长时间的忽略。如今中译本的推出,无疑拓宽了我们对德语文学了解的广度,这位可与最优秀德语作家齐肩的人,在死后多年丰富了文学以及文学史。

2018年的世界杯在俄罗斯举行。作为东道主的俄罗斯创造了新的历史,再次强化了俄罗斯在国人心中的“战斗民族”形象。但试图据此来捕捉俄罗斯的面貌依旧是困难的,即使对于那些长久居于其间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它也是一个难解的谜。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叶企孙逐渐被世人遗忘。但我们本不该遗忘他,尤其在何为教育、何为大学依然如迷雾般亟待明辨的情况下,他的一生事迹依然具有典范意义。2018年7月16日,恰逢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推出此专题,以资纪念。

2018年1月,刘绪源先生因病离世,他的《文心雕虎》也像一盏灯火,安静地点亮在童书商业大潮的一角。我们需要刘绪源这样一盏灯火,虽然灯火退隐后,它便很少被人记起,但像水果一样的丰润多汁的儿童文学却因此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奠定我们一生的精神基调。

尚奇好怪,乃是人类的共同心态。为了能够描述那些难以理解、莫可名状的奇异事物,“妖怪”这个词被创造了出来。它们的存在,虽然违背人类对万物秩序的正常理解,而被定义为反常。恐惧、好奇、不安与困惑是它们带给人类的观感。尽管人类希望与它们划分边界,泾渭分明,但这些妖怪却不断侵入人类的领域。

人类与妖怪相对,反常与正常相生。妖怪本就是人类的一部分,只是人类将自己反常的一面外化为与自己对立的妖怪,以此定义人类的正常。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理解妖怪的真正意义:怪由人生,见怪不怪。

今年,由徐克导演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热映。影视剧中的武则天形象,被不同的导演和演员反复加工演绎。大众对历史人物武则天的了解,许多都是通过影视作品实现的,其中不乏各种浪漫化或妖魔化的想象,与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究竟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是一个怎样的女性?

“反智主义”这个词近几年火了。究竟什么是反智主义?谁又有权定义何谓“智识”?技术进步在反智时代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的电影又如何呈现这种反智?本期专题,我们从历史脉络及当今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之中,重新理解“反智时代”背后的诸种问题。

8月15日,2018年上海书展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书展活动围绕“旅行”展开,我们也以此为契机,与读者探讨旅行的含义。

奈保尔这位新世纪首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85年的生命旅程后,于8月11日离开了人间。“旅程”一词,在他人也许仅是隐喻,而在奈保尔,却是真实的写照。奈保尔像极了四处漂泊的流浪者,而这种“漂泊”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同样是文化意义上的。

归属感的缺位让奈保尔习惯站在多种文化的边缘,冷静审视文明的冲突。旅行带给他的不是世界美景,而是文化政治宗教之弊病导致的忧思。正是这个漂泊者,不囿于某一种文化而凌驾多种文明之上,用冷酷的批判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而非某一或几个国家——的弊病还太多太多。借助他的超脱视角,我们得以看到更多。

房租年年涨,今年格外高。从19世纪至今,住房问题与现代城市的发展相伴相生。大城市从来居大不易。历史上,“城市”形象始终与“乌托邦”形象纠缠在一起;人们对于理想住房的判断,透露出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定义。

八十年来,享受过热闹与追捧的张恨水,也受尽了冷落与寂寞。今天,我们有可能拨开层层的帘幕,认识一个独立的、真实的作家兼报人张恨水吗?我们能给总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不概而视之的公允对待吗?今年,由解玺璋撰述的《张恨水传》出版,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再一次回看张恨水的文学世界和围绕他的纷杂评说。

现代儒学历经百年,崎岖波折,如今再浪漫的设想也创造不出可能性让儒学重返“经”的巅峰。这是任剑涛的判断。今年他出版了《当经成为经典》,以中国现代化为主轴,从学理的角度提出,儒学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作为一种经典思想资源参与这一进程。我们由此再出发,重新理解儒学的浮沉兴落。

一本名为《六》的书讲述了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大理亲近自然的故事。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归园田居”的古典故事传承,但其实它是一个有着某种造梦意义的、异质的现代故事。因为在当下中国,它竟然对很多渴望成功的人们构成了治愈。六的故事,不但给了作者一个释放自己的出口,也给了我们一个想象自己的入口。

四年前,2014年10月31日凌晨,诗人陈超从公寓十六楼跳下,坠落在水泥地面,在诗歌界引起震动。因他离开的方式,他的死在读者中引起种种猜测:抑郁症、先天智力障碍的儿子造成的生活压力……此外还有关于“诗人之死”的讨论。然而,就像陈超好友、诗人王家新所说,他并不想把陈超的死与“诗人之死”扯在一起。“自杀”也是永远无解的谜。

四年后,陈超学生、诗评家霍俊明用一本传记《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给了我们契机。在1993年的诗中,陈超写道:“坠落和上升含混难辨,但我的旅行存在于另外的向度。”也许,他现在就在“另外的向度”存在着,这一向度,可能就是他的诗歌,他的诗学。

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是一个擅长使用动物来处理复杂问题的人。有时,我们能从扬·马特尔创造的动物中看到相互冲突的意味,它们的身上也存在着复杂的人性。

没有人能展示一幅明治维新的全景,围绕这场改变日本国运的历史变革,已经有太多种视角可供选择。但无论视线如何交错,最终都会汇聚到明治维新这个原点上。然而,有没有一种可能,换一种全新的视角,把视线稍微偏离一下,让它不再瞄准明治维新这个靶心?

朱西甯,对绝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朱西甯的名字亟待被重估,不仅是他的作品、他的人,还有他的生命理想。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在电台节目《小说大学》中重读朱西甯时感慨不已:“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的第十八年,才回过头来讨论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使我不免有迟到的歉然之感。”

是的,我们对于朱西甯的认识,的确是迟到了。但只要不因种种武断过时的标签与遗忘的巨大惯性而拒绝去认识,犹未晚矣。

上世纪20年代,“子恺漫画”是“漫画”二字在中国流行开来的开始,但直至今天,丰子恺的漫画也仍显得独一无二。在丰子恺120年诞辰之际,我们用这个专题纪念丰子恺,也同样纪念他终身所信仰的童真、艺术与慈悲。

今年,剑桥大学海洋史教授大卫·阿布拉菲亚所著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引进中文版。这部个人学术生涯的总结性著作,或许是第一部完整叙述地中海历史的作品,被历史学家蒙蒂菲奥里称之为“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血腥、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

我们对食物的依恋和记忆,寄托在看似最习以为常的食物中。它诞生于匮乏的古久时代,经历一代代先民胼手胝足的加工抟塑,成就了日常生活中历久弥新的古老味道,也将这种味道深深根植于这个古老国家大众文化之中。

又至一年岁末,又是一年好书评选。今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十五岁了,回头望去,十几份“年终总结”在一起,已然形成了一份关于文化和思想变迁的时代记录。我们庆幸自己不曾缺席,有些东西始终不曾改变。

给我们带来最真切欣慰的,是让一本又一本的好书抵达了它的读者,是帮助那些渴求理性和思考的读者与他们的人生之书相遇,是让多一些人感受到、并且和我们一样去相信阅读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一定能给现实带来什么迅疾的改变,但却能长久地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滋长,成为人生的底色。

历史作家蒙蒂菲奥里就像是媒体发达时代的“说故事的人”,在他笔下,那些宫廷内闱里的情欲争斗和外交事务上的铁腕政策,以并不久远的历史痕迹,暗合着我们时代的隐秘情绪和社会心理。

米沃什的人生故事和20世纪的故事几乎同步。但和“20世纪”的故事同步却意味着更多更重要的内容,而这内容的色彩是忧郁。米沃什的写作是一种抵抗,也是一种拯救。他最终拯救的,是我们本不应迷失的头脑,及灵魂。

上海意味着什么?上海人意味着什么?昔日之上海又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今日之上海?今年,几部关于民国上海的著作相继问世,它们从各自的回路中返景,组成了一条关于近现代上海的独特光谱。

晚清最后30年是画报的年代。画报的出现和盛行,使得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透过图像来知晓时事,了解新知。借由陈平原新书《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的出版,我们回到晚清画报里的历史现场,试图解开种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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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乌克兰双边关系

1992年1月4日,中国政府代表王荩卿和乌克兰政府代表马卡列维奇签署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领导人访乌的有:赛福鼎·艾则孜副委员长(1992年8月)、主席(1994年9月)、总理(1995年6月)、乔石委员长(1996年3月)、主席(2002年5月)、副总理兼外长(1993年9月)、副总理(1997年3月)、军委副主席(1997年6月)、吴仪国务委员(1999年3月)、陈俊生政协副主席(1999年7月)、委员长(2000年6月)和外长(2001年4月),2003年4月主席与访问香港后经停北京的库奇马总统举行了会见。乌总统克拉夫丘克于1992年10月、议长普柳希于1993年4月、2002年2月访华,现总统库奇马于1995年12月和2002年11月访华、总理普斯托沃伊坚科于1997年12月、外长塔拉修克于1998年12月、外长兹连科于2002年1月访华。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或相似。在乌成为无核国家后,我向乌提供安全保证。

中乌已签署双边合作文件90余项,涉及经贸、科技、军技、文化、体育、卫生、邮电、环保等许多领域。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双边贸易额为5.9亿美元,同比增长40.3%, 2001年为8.57亿美元,同比增长45.1%, 2002年–12.3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目前,乌是我与原苏联国家中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地区之间交往活跃,目前结好的省、州、市有17对。

1998年1月31日,副总理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理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普斯托沃伊坚科。表示中方愿进一步加强中乌两国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普表示乌方将与中方共同努力,使两国的经贸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998年6月8日,国务委员罗干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次特别会议(禁毒特别联大)期间会见第五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根纳季·约瑟夫维奇·乌多文科,就禁毒、联合国改革及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乌多文科表示希望同中国继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1998年9月21日,外长在纽约会见乌克兰外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塔拉修克。表示,中乌建交6年来,两国建立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的合作。中国对乌克兰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及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表示赞赏。塔拉修克完全同意对乌中关系的评价,表示在台湾问题上,乌政府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1998年4月5-10日,应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上将的邀请,乌克兰国防部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兹穆克上将访华。主席会见库一行,同库举行会谈。代表团还赴大连、上海参观访问。

1998年6月24日-7月1日,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邀请,乌克兰最高法院院长维塔利·费奥多罗维奇·博伊科访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曹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分别会见博一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同博举行工作会谈。代表团还赴深圳、上海参观访问。

1998年10月17-24日,应中国人权研究会的邀请,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人权全权代表尼娜·;伊万诺夫娜·卡尔帕乔娃来京参加“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并进行工作访问。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周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外交部部长助理王光亚及全国人制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见卡,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中国人权工作情况。卡高度评价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愿与中方就保护人权开展合作。

1998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国乌克兰友好小组主席甘子玉应约会见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乌中议员友好小组主席米哈依尔·安东诺维奇·巴甫洛夫斯基,就两国合作及议会间交往交换了意见。巴是应石家庄市政府的邀请率乌克兰赫梅尔内茨基市代表团来华参加友好城市会议的。

1998年12月10-15日,应外长邀请,乌克兰外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塔拉修克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委员长、总理分别会见,外长同塔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塔向朱总理转交库奇马总统致主席的访乌邀请函。代表团还赴西安、上海参观访问。双方就此访成果发表消息稿,中方重申支持乌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向乌克兰提供核安全保证。乌方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方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

1999年3月9-11日 应乌克兰副总理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季吉普科的邀请,吴仪国务委员率团访问乌克兰,会见乌总统库奇马、总理普斯托沃伊坚科、外长塔拉修克,同季吉普科副总理会谈。双方均表示愿进一步加强两国间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经贸领域的合作。随行的企业家同乌方企业家座谈。

1999年5月2-6日 应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率团对乌克兰进行了学术访问。期间,会见了乌副总理斯莫里、乌科学院院长巴顿,同乌科学院副院长库拉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及两国科学院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交换意见。

1999年3月20-27日 应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邀请,乌克兰总检察长米哈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捷边科率团访华。委员长会见代表团,检察长会见并宴请,梁国庆副检察长同乌方举行工作会谈。委员长对中乌两国在司法和检察领域的合作表示满意,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向客人介绍了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情况。波捷边科总检察长转达了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对委员长的问候,表示双方举行的会谈和会见对加强两国在检察领域的合作是有益的。

1999年4月13-17日 应中国邀请,以西蒙年科为团长的乌克兰代表团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黄菊在上海会见了代表团。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同代表团进行了工作会谈,蔡武副部长参加会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春正向代表团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情况。乌方介绍其国内形势及乌共发展情况,双方还就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除北京外,代表团还赴上海参观访问。

1999年7月6-11日 应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率团访乌,与乌议长特卡琴科进行会谈,会见乌议会农业政策委员主席、前议长莫罗兹、乌议会乌中议员友好小组主席巴甫洛夫斯基、副总理格拉季、外交部副部长迈丹尼克等。

1999年7月14-21日 应外交学会邀请,乌克兰总统夫人柳德米拉·库奇马率团访华,乌卫生部长波加特列娃等7人随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全国妇联顾秀莲、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分别会见,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分别会见并宴请。库奇马夫人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巨大,经验值得借鉴。希望乌也能象中国一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富足。认为此行达到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目的。代表团参观了北京北海幼儿园、东直门中医院、上海儿童福利院、徐汇区少年宫,游览了昆明世博园、民族村、石林等。

1999年7月20日 乌外长塔拉修克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变,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格鲁什科发表口头声明,称乌注意到台湾领导人李登辉不久前发表的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定位于所谓的“国与国关系”的讲话。鉴此,乌外交部再次重申乌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的原则性立场,即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99年8月11-18日 应外交部邀请,乌克兰议会人权全权代表卡尔帕乔娃率团访华。部长会见卡一行,王光亚部长助理会见并宴请。卡赞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愿继续保持两国国际领域合作。除北京外,代表团还赴西藏自治区、四川、云南等省参观访问。

2000年4月12日,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达尼洛维奇·库奇马致函主席,提出在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框架内举行安理会首脑特别会议。希对此予以理解和支持。

2000年9月5日,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主席在纽约会见了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对中乌建交8年多来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表示满意,对乌克兰近年来发生的变化表示赞赏,并希望两国关系有更大的发展。还向库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感谢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库对中国近年来的发展速度表示钦佩,并对乌克兰有中国这样可靠的合作伙伴感到非常高兴。他希望乌中双边合作今后发展的更快更好。库表示相信,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圆满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

2000年6月24-26日,应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对乌克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议长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普柳希分别与委员长会谈,总理维克多·安德列耶维奇·尤先科与李委员长举行了会见。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李委员长感谢乌方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并对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表示满意。乌领导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认为中国是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可靠朋友,愿意继续扩大与中方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离开乌克兰之前,李委员长还接受了乌克兰“新频道”电视台总裁的专访,就我国内经济建设、国际形势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2000年4月19-26日,应外交学会邀请,乌克兰副议长斯捷潘·波格丹诺维奇·加夫里什率议会党派代表团访华。彭珮云副委员长会见加一行,中联部部长戴秉国、政协外委会主任田曾佩、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等也分别与其会见。代表团还赴昆明、上海参观访问。

2000年4月19-26日,乌克兰最高法院院长维塔利·费奥多罗维奇·博伊科率团访华,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分别会见博一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同博举行了工作会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也分别会见了博。代表团还赴西安、南京参观访问。

2000年5月4-9日,应乌克兰议会乌中友好小组邀请,全国人大中乌友好小组主席甘子玉率团访乌,分别会见了乌副议长加夫里什、第一副总理尤里·伊万诺维奇·叶哈努罗夫,议会外委会主席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奥斯塔什。

2000年5月26日-6月1日,应乌克兰议会人权、少数民族和族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根纳季·约瑟夫维奇·乌多文科的邀请,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韦继松率团访乌。乌克兰议会副议长加夫里什,副总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茹林斯基,前外交部长、现议会人权、少数民族和族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乌多文科、议会外委会主席奥斯塔什、乌中议员友好小组主席米·安·帕夫洛夫斯基,乌议会人权全权代表卡尔帕乔娃以及乌教育科学部部长、司法部副部长等均与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2000年10月11-18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乌克兰前外长、现议会人权、少数民族和族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人民鲁赫”主席乌多文科偕夫人访华。副总理、外交学会梅兆荣会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曾建徽主任委员、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古昌会见了代表团。乌一行还去上海、西安进行参观访问。

2000年10月20-25日,乌克兰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奥斯塔什率团访华,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曾建徽、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田曾佩、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分别会见了代表团。

2000年11月20-12月4日,应乌克兰议会法制政策委员会邀请,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金池率团访乌。

2000年11月22日,我新任驻乌克兰大使李国邦向乌第一副外长(代外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恰雷递交国书副本。

2001年4月23-27日,应乌克兰外长兹连科的邀请,外长访乌。访问期间,唐分别与乌总统库奇马、副议长加夫里什、第一副总理叶哈努罗夫和外长兹连科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唐外长一行还赴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参观访问,并会见了自治共和国议长格拉奇和总理库尼岑。

2001年6月7-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李贵鲜率团访乌。乌最高苏维埃主席普柳希及各主要议会党团领导人会见了李贵鲜一行。

2001年6月12日,应乌克兰工业家企业家联盟主席基纳赫邀请,贸促会副会长马跃率团访乌。马代表中国贸促会同乌方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并在乌方为代表团举行的中乌经贸论坛上发表演讲,向乌企业家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2001年6月13-16日,应乌克兰中央银行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访乌。乌总理基纳赫会见了戴行长一行,表示乌高度重视乌中经贸及金融合作,希望中国金融机构能尽快在乌设立分支机构。

2001年6月20-27日,应全国总工会邀请,以乌克兰工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达仁达耶夫为团长的乌工联代表团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全总副主席、书记处张俊九会见了代表团。全总书记处书记苏立清与达举行会谈并介绍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我国工会工作最新动态。达高度评价改革开放成就,表示希进一步加强与中方的交往。

2001年6月21日,应乌克兰方面请求,外长与乌外长兹连科就访乌事通了电线日,应乌克兰审计署邀请,中国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访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普柳希会见,乌克兰审计署主席瓦连京·西蒙年柯与李金华审计长举行会谈。

2001年7月20-23日,应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达尼洛维奇·库奇马的邀请,国家主席对乌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与乌总统库奇马、议长普柳希、总理基纳赫分别举行了会谈和会见。两国领导人就中乌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许多重要共识。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乌关于在二十一世纪加强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与乌克兰移管被判刑人条约》、《中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旅游合作协定》。代表团还赴雅尔塔参观访问。在雅尔塔期间,库奇马总统与举行了不打领带的会晤,气氛热烈。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2001年9月10日,乌克兰驻华大使利特文举行庆祝乌独立10周年招待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应邀出席。

2001年9月24-29日,应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乌克兰基辅市副市长丹克维奇·彼得罗维奇率基辅市政府代表一行6人访问北京。

2001年11月7-14日,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邀请,乌克兰副总检察长亚·依·什那尔斯基率5人代表团对我国进行工作访问并出席了亚欧国家总检察长会议。

2001年12月22-23日,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率代表团访问乌克兰,会见了乌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廖尔、外交部副国务秘书叶里琴科等乌官方主管官员。

2002年1月4日,为纪念中国与乌克兰建立外交关系十周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首日封一枚。

2002年1月27-31日,应外长邀请,乌克兰外长兹连科访华。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分别会见兹一行。外长与兹连科外长举行会谈。除北京外,兹一行还访问了上海和香港,在上海出席了乌驻上海总领馆开馆仪式。

2002年1月28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乌友好协会和乌克兰驻华使馆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举行庆祝中乌建交十周年招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在华访问的乌克兰外长兹连科一行及乌驻华大使列兹尼克出席。

2002年2月24日至3月2日,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邀请,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伊万·普柳希访华。主席、委员长分别会见普柳希一行。代表团还赴海南、上海参观访问。

2002年2月27-28日,应乌克兰外交部邀请,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访问乌克兰,同乌外交部国务秘书恰雷会谈并会见了乌副总理罗戈沃依、外长兹连科、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廖尔。

2002年3月5日,基辅市政府、乌克兰议会外委会和乌中关系发展中心联合在基辅举办庆祝中乌建交1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乌克兰-中国:欧亚战略伙伴”国际研讨会。

2002年5 月22-26日,应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邀请,全国政协主席对乌克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主席会见了乌总统库奇马、乌最高苏维埃临时主席团马丁纽克等全体负责人、总理基纳赫。主席一行还访问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会见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杰伊奇和政府总理库尼岑。

2002年7月22-31日,应外交部邀请,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廖尔访华。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外交部部长助理张业遂分别会见。除北京外,奥还访问了青岛、上海两市。

2002年8月15日,中国政府就利沃夫空难向乌克兰政府提供200万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2002年8月23-31日,应外交学会邀请,乌克兰总统外事顾问费阿尔科访华。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外交部副部长刘古昌、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刚分别会见。

2002年9月12日,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和乌克兰驻华大使米·列兹尼克交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批准书。该条约将于2002年10月12日起生效。

2002年9月19-23日,应乌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津琴科邀请,中联部部长戴秉国率团访乌,分别与乌总统库奇马、议长利特文、外交部国务秘书恰雷、议会外委会主席塔巴奇尼克、议会统一社民党党团负责人、前总统克拉夫丘克、乌共西蒙年科、乌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加尔钦斯基等举行会见。

2002年10月27-31日,应乌最高苏维埃外事委员会邀请,中国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曾建徽率团访乌。乌议长利特文、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哈拉绍夫斯基、外交部国务秘书谢尔盖耶夫分别会见。乌议会外委会主席塔巴奇尼克与代表团进行了工作会谈。

2002年11月17至20日,应国家主席的邀请,乌总统库奇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主席、委员长、政协主席、副总理、国务委员、外长分别会见。主席和库奇马总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联合声明》。此外,中乌双方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知识产权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和乌克兰工业政策部关于航空技术领域的合作议定书》和《中国政府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援助的换文》。除北京外,库奇马一行还访问了山东省济南市和泰安市。

2002年11月29日-12月1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率审计代表团访乌。

2003年3月28日,李肇星外长应约与乌外长兹连科通电线日,主席会见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库奇马总统是结束了对香港的访问后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建交联合公报——1992年1月4日由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王荩卿和乌克兰副外长马卡列维奇在乌克兰基辅市签署

——1992年1月4日由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王荩卿和乌克兰副外长马卡列维奇在乌克兰基辅市签署

——1992年10月31日由国家主席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北京签署

——1995年6月24日由国务院总理和乌克兰政府总理马尔丘克在基辅签署

*1994年12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政府欢迎乌克兰销毁其境内全部核武器的决定,对乌克兰议会于11月16日批准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表示赞赏。

中国完全理解乌克兰希望得到安全保证的要求。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立场适用于乌克兰。中国政府呼吁所有核国家作出同样的保证,以增进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在国家关系中施加政治、经济等压力的做法,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中国恪守1992年1月4日中乌建交联合公报、1992年10月31日中乌联合公报和1994年9月6日中乌联合声明的精神,承认并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乌友好合作关系。

1998年1月15日,乌克兰总理普斯托沃伊坚科致函总理,祝贺新年并感谢中方在其访华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1998年1月15日,乌克兰总理普斯托沃伊坚科就河北省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事致函总理表示慰问。3月3日,总理复电致谢。

1998年3月21-25日,乌克兰库奇马总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莫罗兹议长、普斯托沃伊坚科总理、乌多文科外长分别向主席、委员长、总理、外长发来就职贺电。4月6日中国领导人分别回电表示感谢。

1998年4月6日,乌克兰顿涅茨克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总理致电普斯托沃伊坚科总理表示慰问。

1998年4月12-17日,库奇马总统、莫罗兹议长、普斯托沃伊坚科总理、乌多文科外长分别就中国河南省一矿井发生瓦斯爆炸事致函主席、委员长、总理、外长表示慰问。

1998年4月20日,外长致函乌克兰新任外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塔拉修克祝贺其就任。

1998年8月20日,主席致电库奇马总统祝贺乌克兰独立七周年。9月30日,库奇马总统回函表示感谢。

1998年9月30日-10月1日,库奇马总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特卡琴科议长分别致函主席、委员长祝贺中国国庆四十九周年。11月13日,主席、委员长分别回电表示感谢。

1998年11月14日,总理致电普斯托沃伊坚科总理,就乌克兰西部发生水灾表示慰问。

1999年2月17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特卡琴科致函委员长祝贺春节。

1999年2月26日 乌克兰外长塔拉修克致函外长,就温州空难事件表示慰问。

1999年5月10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人权全权代表卡尔帕乔娃对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造成中国外交官及使馆工作人员无辜伤亡感到愤怒和悲痛,认为北约的行动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而且粗暴践踏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寻找和平解决巴尔干冲突的途径。

1999年5月11日 乌克兰绿党、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绿党党团致我驻乌大使周晓沛,对我驻南使馆遭到北约轰炸表示同情,对中国公民的牺牲表示愤怒,认为北约的行径违反了国际公约。

1999年5月12日 乌克兰老战士协会主席格拉希莫夫致函我驻乌大使周晓沛,对我驻南领事馆遭北约轰炸表示哀悼,严厉谴责北约的野蛮暴行,坚决抗议美国及北约世界警察的侵略行为。

1999年5月26日 总理就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扎夏德科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致电乌总理普斯托沃伊坚科表示慰问。

1999年5月27日 乌克兰总理普斯托沃伊坚科就乌参加三峡电站设备招标事致函总理,表示乌内阁赞同乌扎巴罗热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提供大功率的变压器并保证支持其生产。

2000年5月15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致函主席,就重庆地区滑坡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5月31日,主席回电表示感谢。

2001年5月31日,阿纳托利·基里洛维奇·基纳赫就任乌克兰新任总理。总理致电表示祝贺。

2001年5月31日,阿纳托利·马克西莫维奇·兹连科连任乌克兰外长,外长致电表示祝贺。

2001年7月24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和外长兹连科分别致电主席和外长,就江苏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员伤亡表示慰问。

2001年8月13日,主席致电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祝贺乌独立10周年。

2001年8月21日,部长致电乌克兰外长兹连科,祝贺乌独立10周年。

2001年8月21日,主席致电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就顿涅茨克煤矿爆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

2001年9月7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致信主席,感谢对乌独立十周年的祝贺。

2001年10月1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和议长普柳希分别致信主席和委员长,祝贺中国国庆。

2002年1月4日,主席、外长与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外长兹连科分别互致贺电,庆祝中乌建交十周年。

2002年1月31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致电主席,祝贺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

2002年4月16 – 5月13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最高苏维埃主席普柳希、外长兹连科就我民航客机发生空难事分别致函主席、委员长和外长,表示慰问。

2002年7月10日,主席就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祖国矿”发生火灾事致电乌总统库奇马表示慰问。

2002年7月28日,主席就乌克兰利沃夫航空表演发生重大事故一事致电乌总统库奇马表示慰问。

2002年8月16日-19日,主席和外长分别致电库奇马总统及兹连科外长,祝贺乌独立十一周年。

2002年8月29日、9月2日,乌克兰总理基纳赫、外长兹连科分别致信总理、外长,感谢中国就利沃夫空难向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2002年9月2日,乌克兰外长兹连科致信外长,对中方在利沃夫发生空难后向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感谢。

2002年10月1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议长利特文、外长兹连科分别致信主席、委员长和外长,祝贺中国国庆。

2002年11月7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乌中议员小组主席帕夫洛夫斯基致信祝贺中共十六大召开。

2002年11月8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致信主席,祝贺中共十六大召开。

2002年11月16日,乌克兰中央西蒙年科致电祝贺同志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2002年11月26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致信主席,感谢中方对其访华给予的热情接待。

2002年12月6日,乌克兰外长兹连科致信外长,祝贺上海申博成功。

2002年12月9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致信主席,祝贺上海申博成功。

2003年2月,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分别致信主席和总书记,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地震并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

2003年3月,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利特文分别致信祝贺当选全国政协主席、祝贺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003年3月,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津琴科致信祝贺李贵鲜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19日,乌克兰政府秘书长亚楚巴致信祝贺王忠禹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22日,乌克兰总理雅努科维奇致信祝贺当选中国国务院总理。

2003年3月27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致信祝贺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3年4月21日,乌总统库奇马致函主席,感谢中方在其访问香港和北京时给予的友好接待。

2003年5月,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就我抗击“非典”致信主席表示慰问。

2003年5月,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最高苏维埃主席利特文就我安徽煤矿发生爆炸事分别致函主席和致电委员长表示慰问。

2003年5月7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致信主席,对中国潜艇失事表示慰问。

2003年5月26日,李肇星外长致电乌克兰外长兹连科,就乌一架飞机在土耳其境内失事表示慰问。

1998年1月14-24日,应上海市政府的邀请,乌克兰经济专家考察团一行十一人访华。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会见代表团。在沪期间,代表团考察了浦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回国途经北京时,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特区办负责人会见代表团。1998年6月10-14日,外经贸部部长助理杨文生率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同乌对外经济联络和贸易部副部长、乌中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乌方主席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奥列伊尼克、乌对外经济联络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维克多·德米特里耶维奇·格拉杜什举行会谈和会见。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表示愿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开拓两国经贸合作的新领域和新途径。杨同奥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换文确认中国向乌克兰提供5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双方还草签了两国政府关于中国向乌克兰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优惠贷款的框架协议。

1998年6月17-24日,乌克兰卢甘斯克州代表团应黑龙江省政府外事办公室邀请参加第九届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

1998年7月23-24日,中乌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例会在京召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合作部副部长张祥和乌对外经济联络和贸易部副部长、中乌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乌方主席奥列伊尼克主持会议。双方签署会谈纪要。

1998年10月14日,应乌工商会邀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安成信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乌。双方就发展两国间贸易进行了会谈,均表示愿加强两国地区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1998年中国同乌克兰贸易总额为2.75亿美元,比1997年下降36.8%,其中中方进口额为1.85亿美元,出口额为0.90亿美元。

2000年6月6-10日,应乌克兰政府邀请,外经贸部周可仁副部长率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访乌。乌第一副总理叶哈努罗夫接见了代表团。访问期间,周副部长与乌克兰经济部副部长冈察鲁克共同主持了中乌经贸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签署了会议备忘录及我向乌提供5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的换文。

据中国海关部署统计,2000年中乌贸易总额为5.9亿美元,同比增长40.3%。

2001年8月21-27日,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剑锋率代表团访问了乌克兰,会见了乌总理基纳赫,乌交通部长普斯托沃伊坚科、乌民航局长什卡丘克,并出席了乌总统举行的庆祝乌独立10周年招待会。

2001年10月29日-11月3日,乌克兰经济部第一副国务秘书冈察鲁克率政府经贸代表团访华。30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张祥与冈铁道部、信息产业部、建设部、民航总局等十家单位与乌经济和欧洲一体化部、农业部、航天署及计量标准认证委员会的代表以及部分中乌企业家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委员会双方主席签署了《中乌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备忘录》。当天,中乌双方来自各行业的100多位企业家参加了贸促会举办的“中乌企业家论坛”。

2001年中乌双边贸易额为8.57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其中中方进口额为6.10亿美元,出口额为2.47亿美元,分别增长34.3%和81.2%。

2002年10月27-30日,上海市副市长姜斯宪访乌,会见了乌总统办公厅主任梅德韦丘克,乌经济与欧洲一体化国务秘书冈察鲁克、外交部副国务秘书叶尔琴科以及国际展览中心总经理莫沙克。

2002年 11月22-27日,中乌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基辅举行,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周可仁率团与会。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双边贸易额为12.3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其中中方进口额为7.06亿美元,出口额为5.2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113.5%。

1998年5月13-19日,湖北省副省长王少阶应邀率团访问基辅州。1998年6月11-15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朱森林应邀率团访问乌顿涅茨克州。

1998年9月7日,中乌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例会在基辅举行,中国科学技术部合作司副司长孙万胡率团与会,乌方由科学和工艺部第一副部长尤里·帕夫洛维奇·多岑科主持会议。双方签订会谈纪要并确定合作项目。

1998年9月22-27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 率团访乌。何光 局长与乌国家旅游委员会主席瓦列里·伊万诺维奇·齐布赫进行了工作会谈,双方均表示愿进一步加强这一领域合作。

1998年10月4-11日,应外交部新闻司邀请,乌克兰《事实报》主编亚历山大·施韦茨一行三人访华。张德广副外长会见并接受采访。施还采访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会见《人民日报》副总编张虎生,并访问上海、苏州。

1999年7月11-13日 应乌克兰国家航天局邀请,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率中国国家航天局代表团参加了在基辅举行的中乌航天合作联委会第二次会议。乌国家航天局局长聂果达率团与会并主持会议。双方总结1995年两国政府签订和平利用宇宙空间合作协定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探讨了下一步合作计划。

1999年8月12-15日 应乌克兰地质与矿产资源委员会的邀请,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率团访问乌克兰。

2000年5月9-12日,应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请,基辅市副市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坦舍夫斯基·别德内率领的基辅市政府代表团访华并参加第三届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

2000年8月14-19日,应乌克兰卫生部邀请,我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率团访乌。与乌方就促进中乌在卫生领域包括中国传统医学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2000年10月11-15日,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邀请,乌克兰国家银行(乌央行)行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斯德尔马克率团访华。

2000年10月11-25日,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以乌克兰记协主席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卢勃琴科为团长的乌克兰新闻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北京、南京、杭州和上海。参加了“南京科技城市联盟大会”新闻发布会,“西湖博览会”,并与新闻界的同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2000年10月22日-11月2日,应中国外交部邀请,以主编谢尔盖·马卡罗维奇·普拉夫坚科为团长的乌克兰议会机关报《乌克兰之声》报代表团访华。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古昌会见普拉夫坚科。代表团还去上海、海南参观采访。

2000年11月22-29日,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邀请,乌克兰检察院第一副总检察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加尔尼克率团访华。

2000年12月5-13日,应外交学院邀请,乌克兰基辅大学副校长兼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古别尔斯基率团访华。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会见了代表团。

2001年6月15 – 17日,应基辅市长亚历山大·奥梅里琴科邀请,北京市长访乌。

2001年9月,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乌克兰国家图书馆举行建国52周年成就展。

2001年11月22 – 23日,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阿纳托利·奥廖尔、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叶里琴科分别会见。

2001年12月17 – 22日,应中国教育部邀请,乌克兰教育科学部部长瓦西里·克列缅率团访华。国务院副总理、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分别会见。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与克列缅举行工作会谈。

2002年4月24日至5月1日,应中国文化部邀请,乌克兰文化艺术部长尤里·博古斯基访华。访问期间,副总理、孙家正部长分别会见。双方签署了中乌两国文化部2002-2006年文化合作计划。代表团还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乌克兰文化日”活动。

2002年6月13-17日,应乌克兰国家电视公司邀请,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访问乌克兰。

2002年6月14-18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应邀访问乌克兰,与乌教育科学部第一副国务秘书古尔日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乌克兰教育科学部教育科学合作协议》。乌克兰副总理谢米诺仁科会见赵一行。

2002年7月22-28日,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留乌同学分会会长傅立民率团访乌。

2003年15-22日,应国家人事部邀请,乌克兰政府秘书长亚楚巴、人事总局局长列利科夫等一行7人来华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会见了代表团。

2003年2月19日,应铁道部长傅志寰邀请,乌克兰交通部长基尔帕访华。傅志寰部长与代表团就两国开展欧亚铁路运输进行会谈。

2000年6月30-7月5日,总政治部副主任率团对乌克兰进行了友好访问。乌克兰国防部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兹姆克会见了代表团。库对目前乌中两军关系发展状况表示满意,愿意继续扩大与我军的交流与合作。2001年4月17日-22日,应乌克兰国防部邀请,委员、总装备部部长上将率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技术代表团访乌,乌总统库奇马、国家安全与国防会议秘书马尔丘克、国防部长库兹姆克会见了中方代表团。

2001年5月26日-6月2日,应国防科工委邀请,乌克兰国家工业政策委员会副主席瓦列里·卡扎科夫率团访华。科工委主任刘积斌、总装备部部长曹冈川、民航总局局长刘剑锋分别会见代表团。

2002年6月25-28日,由“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环球航行访问舰艇编队抵达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港,对乌进行首次友好访问。

2002年5月30日-6月6日,应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长邀请,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友上将访问乌克兰。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舒利亚克上将与傅全友会谈。乌克兰国防部长什基琴科大将、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分别会见。

乌克兰总统选举候选人数量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基辅2月8日电(记者陈俊锋钟忠)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8日宣布,参加即将于3月31日举行的乌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登记工作当天全部结束,共有44人获准登记。这一数字创下了乌总统选举候选人数量的历史新高。

乌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塔季扬娜·斯利帕丘克当天在乌首都基辅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在44名候选人中,有20人是独立候选人,其余为党派候选人。候选人中仅有4名女性,其中包括前总理、祖国党主席季莫申科。另外,现任总统波罗申科也获得了候选人资格。

乌克兰总统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现任总统波罗申科2014年当选。此前,乌总统选举候选人人数最多的纪录是2004年的26人。

苏联解体内幕:叶利钦只用两天时间拍板

1991年“8·19事件”后,作为苏联政权核心力量的苏共被迫停止活动,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各种分裂势力异常活跃。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苏联大厦摇摇欲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人开始筹划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苏联。经过一番准备,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决定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一起举行三个东斯拉夫国家领导人会晤,来商讨苏联的最终命运。

12月7日上午,叶利钦的专机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机场缓缓降落。叶利钦刚下飞机就对三国前途发表了谈话,“我们彼此不能没有对方。我们将作为平等的伙伴签署条约一定要制定出能够使我们三个斯拉夫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分离的这样一种机制。”

当天下午5时,叶利钦一行来到了位于别洛韦日国家公园深处的“维斯库利”政府别墅,见到了以克拉夫丘克总统为首的乌克兰代表团。除了叶利钦,俄罗斯代表团还包括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副总理沙赫赖和盖达尔、外长科济列夫、总统助理伊留申和总统警卫局长科尔扎科夫。

东道主白俄罗斯代表团人数最多,有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总理凯比奇、副总理米亚斯尼科维奇和科斯季科夫、外长克拉夫琴科以及克格勃主席、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国家海关委员会主席和政府办公厅主任。舒什凯维奇把强力部门领导人召集在周围,是为了预防突发事件,在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

晚上7时,三个代表团共进工作晚餐。然而在餐桌上,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火药味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叶利钦首先讲话。他说,旧的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应该建立一个新的东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能各奔东西,否则人民不会原谅,无论是子孙后代,还是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前辈都不会原谅。他还从共同的历史、友谊、经济的紧密联系来阐述联合的必要性。

但坐在叶利钦对面的克拉夫丘克紧锁双眉,坚决不同意建立任何新的联盟。他喝着小酒,把叶利钦的一个又一个建议全部拒绝。克拉夫丘克面带笑容、平静地反驳着叶利钦。他说,乌克兰人民在全民公决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道路–独立。乌克兰不需要任何联盟,因此他根本不想签署什么新的文件。

两人的舌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晚饭快结束时,眼看对话进入死胡同,一直没有发言的乌克兰总理福金打破了沉默,情况终于峰回路转。根据礼仪和政治伦理,福金不能直截了当地反驳自己的总统并提出不同意见,所以他采取了迂回战术,大讲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血缘关系、兄弟团结。他利用祝酒词和详尽的苏联经济数据,非常得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如此紧密,谁也离不开谁。

克拉夫丘克的态度终于变软,“既然大多数人主张签署条约,也许我们确实不应分道扬镳,相互走得太远。”

会谈终于走上了正轨,但几乎所有参会人士都担心,戈尔巴乔夫会用武力阻止苏联解体。这一担心不无理由,他们后来才知道,会议的参加者之一–白俄罗斯克格勃主席舍尔科夫斯基通过专用电话每隔几个小时就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报告会议情况。舍尔科夫斯基坚决反对苏联解体,他建议戈尔巴乔夫立即逮捕所有与会者,但戈尔巴乔夫却有心无力,因为自“8·19事件”后,他已无法调动任何部队。

晚餐结束后,喝得摇摇晃晃的叶利钦在回房间休息时,突然在楼梯上绊了一下,背朝后地倒了下来。由于他的身体笨重,如果倒下来,很可能发生悲剧。当时警卫也来不及上去扶他。大家都吓呆了。就在这危急时刻,只见走在叶利钦后面的舒什凯维奇一把抓住了叶利钦,并把他扶上楼去。如果当时叶利钦倒了下来,那么“维斯库利”秘密会晤就会以另一种结果载入史册,也许苏联就不会解体了。次日用早餐时,叶利钦特意当着大家的面,从口袋里掏出手表送给舒什凯维奇,对舒什凯维奇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

在叶利钦回房间休息的同时,盖达尔、沙赫赖、科济列夫、米亚斯尼科维奇和克拉夫琴科来到盖达尔的房间,准备草拟文件。由于乌克兰代表团迟迟不派人来参加,5个人决定先干起来,因为他们必须连夜完成关于成立新的政治组织的条约草案。5个人首先确定了“文明离婚”的大原则。他们认为,苏联就像一个合住的大屋子,大家分手时不要摔器皿,也不要打架,要无愧于子孙后代。要文明地分家,尽量不破坏统一的能源、运输、通讯等体系,不实行签证制度。 大原则确定后,他们开始考虑条约的名称,由于存在意见分歧,条约几易其名,起初定为《关于建立欧亚国家联合体原则的协议》,接着改为《关于建立民主国家联合体的协议》。第二天,根据乌克兰代表团的建议,最终定为《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即《别洛韦日协议》)。

接着,5个人陷入了沉默,他们苦苦思索,谁也不知道该条约应如何开头。沉默了一会,克拉夫琴科说,首先必须写出当前的形势。他在一页稿纸上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接下来商讨的是条约的具体条文。盖达尔建议,没有必要发明什么新东西,可以参考已有的法律文件,例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1990年11月签署的双边关系条约。他把随身携带的该条约文本拿了出来。当时房间里既没有打字机,也没有电脑。盖达尔手拿文本,开始口述。其他人用笔在稿纸上记录,并把双边关系改成多边关系。草拟协议的工作进行了7个多小时,一直到翌日凌晨5时才结束。协议确定了合作的基本范围,包括经济、政治、军事、运输等问题。

乌选战打响 两位“申科”开火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2月7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登记现任总统彼得·波罗申科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截至8日,宣布参加3月31日乌克兰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已经全部登记完毕,共有44人获准登记,创历届总统候选人人数之最。

乌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斯利帕丘克当天在基辅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在44名候选人中,有20人是独立候选人,其余为党派候选人。候选人中仅有4名女性,其中就包括前总理、祖国党主席尤利娅·季莫申科。

目前候选人中最有力的竞争者为波罗申科、季莫申科和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根据乌克兰独立民意调查机构Rating Group Ukraine 1月30日的最新民调,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经首次超过季莫申科,居于榜首:21.9%的受访者愿意支持泽连斯基;季莫申科的支持率为19.2%;波罗申科的支持率则为14.8%。

随着波罗申科正式宣布参选,选前的“战火”也正愈烧愈烈。季莫申科10日在乌克兰“1+1”电视台做节目时,公开控诉波罗申科在候选人名单上“做手脚”。她称,44名候选人中有一位自荐的男性候选人,名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季莫申科,其姓名首字母与自己一模一样(前总理季莫申科的全名是尤利娅·弗拉基米罗夫娜·季莫申科)。季莫申科认为,届时选民在投票时很有可能混淆或者不慎而勾错人名。季莫申科称,这位新冒出来的“季莫申科”就是波罗申科的“傀儡”,试图以这种令人不齿的方式来分流自己的选票。她在电视上直接喊话波罗申科,要求停止肮脏的操控:既然你是乌克兰总统,又是一个男人,怎么能采取这种不公平的竞选方式?

有评论认为,波罗申科还刻意制造与俄罗斯的冲突作为其竞选策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就在波罗申科宣布参加大选的当天,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一项对宪法作出修改的决议,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战略目标写入宪法。

波罗申科当天发表演讲称,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目标是现实的,他将推动乌克兰齐心协力实现这一目标。这一决定是在北约批准马其顿加入该组织的后一天作出的。对俄罗斯来讲,马其顿的这一动作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神经,乌克兰紧随其后,无异在伤口上撒盐。

不仅如此,此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俄罗斯代表加入监督乌总统选举的观察员团。俄罗斯外交部对此回应称,这是史无前例的,乌克兰此举属于公然违规,违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选举规则。(记者 刘 畅)

乌克兰现任总统波罗申科29日在基辅首次公开表示将参加下届总统竞选,争取连任。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7日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8日宣布,参加即将于3月31日举行的乌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登记工作当天全部结束,共有44人获准登记。这一数字创下了乌总统选举候选人数量的历史新高。